在有2万多人参加、堪称全球规模最大的第41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大会（ASCO大会，2005年5月，奥兰多）上，当年叱咤风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肿瘤病毒学家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博士的露面勾起了大家对肿瘤学研究历史的回忆，也是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未来肿瘤研究的方向。

在肿瘤学研究领域，最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殊荣的是丹麦病理解剖学教授菲比格（Johannes Andreas Grib Fibiger）。年轻而美貌的妻子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促使菲比格从此全身心的投入癌症研究，1926年他因发现寄生于美洲蟑螂体内的旋尾线虫可引起大鼠胃乳头状瘤而获得诺贝尔奖。虽然这项奖励因后来未能找到寄生虫致癌的更多证据而被视为一大悬案，但授奖本身对于肿瘤学研究人员的激励作用则是毋容置疑的。此后，1946年美国生物学家苗勒（Hermann Joseph Mueller）因发现用X射线照射果蝇可诱发基因突变而获诺贝尔。1966年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劳斯（Francis Peyton Rous）因发现鸡肉瘤病毒（劳斯肉病毒），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哈金斯（Charles Breton Huggins）博士因发现切除睾丸或用雌激素可治疗前列腺癌而获诺贝尔奖。也许是巧合，从菲比格开始，似乎每隔20年才会有一次肿瘤学方面的诺贝尔项目问世。然而，1986年获奖的却是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GF）的科恩（Stanley Cohen）和发现神经生长因子（NGF）的莱维-蒙塔尔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人没翘首以待的肿瘤学领域诺贝尔奖项目姗姗来迟。直到198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瓦尔姆斯博士和毕晓普（Michael Bishop）博士终于登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瓦尔姆斯和毕晓普从劳斯肉瘤病毒的研究入手，发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现象，即逆转录病毒癌基因居然存在于所有物种的正常细胞之中，并且具有调控细胞繁殖的重要功能，这些癌基因的表达失控可能导致肿瘤发生。顺便提一句，"癌基因"这一术语看来也该修正了，以免继续引起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惧。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肿瘤研究投入不断扩大，肿瘤学研究的手段也今非昔比了，因儿下一个肿瘤学诺贝尔的诞生也许不必等到2009年。事实上，200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细胞周期检查点及钙调蛋白、细胞周期蛋白、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等细胞引擎分子研究，近年来旨在揭开肿瘤相关基因和蛋白质谜底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有关CXCR4、CCR7等趋化因子受体参与肿瘤转移过程的研究。以HER2抗体赫赛汀（herceptin）、VEGF抗体阿维斯汀（avastin）为代表的分子靶向治疗研究等。已经和正在引领肿瘤学进入充满希望的时代。

纵观80年来肿瘤学领域诺贝尔奖项目的产生历程，可以至少得出两点印象：一是在肿瘤学研究领域因成果卓著而获得诺贝尔的学者屈指可数，获奖期间长达20年；二是获奖者多具有深厚的生物学和医学功底、广博的知识面和多样化的背景，如哈金斯当过3年临床医生，苗勒曾在水稻研究所工作，瓦尔姆斯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等。这些获奖研究均在肿瘤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获奖者波澜起伏的人生和极不平凡发现之旅，令人感概颇多。毫无疑问，未来的先导性肿瘤学研究将更加依赖于基础学科和临床肿瘤学的有机结合，今后能驾驭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潮流的善于思考和探索而不浮躁的人将可能在肿瘤学领域有所发现或取得重大突破。（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欧周罗）